文章-世纪中文出版社

杜辉《中国法学研究》 2019年9期

摘要:

构建政府、市场和社群共治的治理秩序,是法治中国战略下有关治理结构的重要命题。共治格局将给法治系统带来新的挑战,引发法权关系及其法理的结构性调整,挑战程式主义法治观的动态适应性,加剧治理的实用主义取向与法治的形式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此,有必要塑造与共治格局相匹配的法治形态。面向共治格局的法治形态,在本体论上,需立足于治理结构之更新、机制之整合,强调依法治理与有效治理双重规范性的统一;在基本架构上,需着眼于开放的规范结构、互嵌的治理组织、交涉平衡的共治程序、面向任务和过程的工具四个维度的建设。面向共治格局的法治形态的展开,应从发展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功能、建立法治秩序与治理秩序的新型协调关系、塑造"政府—社会—市场"三强结构、根据治理改革的实践逻辑确立法律建制重心四个维度加以推动。

比例原则位阶秩序的司法适用下载：45 浏览：308

蒋红珍《中国法学研究》 2020年8期

摘要:

位阶秩序构成比例原则的规范内涵和操作路径,为比例原则调整目的与手段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与学理建构的"三阶论"不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比例原则,至少存在位阶秩序的"全阶式适用""截取式适用""抽象式适用"三种类型。位阶秩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多样化呈现,既与分支原则的独立性和附属性有关,也与位阶秩序构成论的自身特点有关。分支原则的"显性"与"隐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司法审查介入行政判断的意愿强弱。近年来,司法审查强度及其界定标准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发展,对比例原则的本土适用产生影响。从位阶秩序适用的多样模式到司法审查强度的多元选择,代表着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适用中的未来发展趋势。

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律效果论”之展开下载：41 浏览：245

陈少青《中国法学研究》 2020年8期

摘要:

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刑民规范的适用是否相互影响以及在何种范围内相互影响。或者因为民事违法概念的体系定位与适用缺陷,或者因为会导致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形骸化,处理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违法论"路径欠缺合理性。刑民交叉的连接点不是违法性,真正的连接点是法律效果;以评价对象为主线,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应从"违法论"转向"法律效果论"。只有当刑法和民法评价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时,二者的法律效果才可能无法兼容。此时,若刑民规范目的整体一致,对法律主体的惩戒或保护方向相同,则只需对刑民法律效果进行综合考量;若刑民规范目的明显对立,对法律主体的惩戒或保护方向相反,则需要在案件事实层面进行拆分,为刑民规范适用划定不同的案件类型,从刑民交叉回归刑民分立。

我国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问题与对策下载：86 浏览：481

刘仁山《中国法学研究》 2018年7期

摘要: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是不同法系主要国家在协议管辖及与之相关的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妥协的结果,是当今国际民商事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民商事秩序的重要内容。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与《公约》核心条款尚有差距,虽不构成批准《公约》的根本障碍,但我国批准《公约》所面临的整体性问题、声明问题及具体修法问题,均须妥善解决。虽然批准《公约》有助于促进我国民商事判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并推动我国涉外民事诉讼法制度与体系的完善,但是对于我国批准《公约》的时机,尚需慎重考虑。在我国参与包括《公约》在内的全球国际私法造法活动及国际民商事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应正确看待国家主权与当事人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直接适用的法与相关制度的体系平衡下载：86 浏览：472

张春良《中国法学研究》 2018年5期

摘要:

直接适用的法是我国冲突法中的新制度,但其针对的却是在入法前就较为普遍存在的旧问题。我国司法实践通过法律规避禁止、公共秩序保留及法律选择的除外条款等替代措施,对其入法前的制度空缺予以补救,形成制度间的体系性平衡。由于存在共同的公共关切,它的入法挤压了替代制度的功能边界,造成竞合适用的制度干扰。各制度在适用位序上的落差及功能侧重的差异,本应避免制度干扰,但因直接适用的法在界定及适用上的结果导向以及各制度功能特征的弱化乃至丧失,使被隔离开来的各制度再生适用干扰之乱。应通过法律规避禁止制度的功能转向,使其从仅保护法院地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转为多边保护相关法律体系,以此错开直接适用的法的关注点;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功能减负,由直接适用的法肩承其积极功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仅退守其消极功能。如此可勘定三种制度的适用边界与位序,重建三制度间的体系性再平衡。

粪厕管理与战后天津改进社会秩序的尝试下载：96 浏览：495

魏云豹《历史研究进展》 2018年期

摘要:

粪厕问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因而成为近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战后天津市政府在厕所整顿和粪秽处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对改进社会秩序进行了尝试。文明和卫生理念有所进步的市民对战后粪厕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战后粪厕管理工作并未取得预期成果,改进社会秩序的尝试也宣告失败。

在地强人与乡镇秩序:咸同之际江南战时秩序的形成下载：12 浏览：129

陈岭《历史教学研究》 2020年12期

摘要:

咸同之际江南乡镇战时秩序的形成处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中。随着战乱中上层士绅的逃亡、下层士绅出现分化以及枪船、土匪等势力的兴起,传统"官员-士绅"的二元权力结构被打破,地方团练及太平军乡官等在地强人群体轮番掌控着战时地方权力。各方在地强人手握权力,本应成为秩序的维护者,却又都演变成为了秩序的破坏者。这种暴力社会下秩序控制的矛盾性,呈现出咸同之际江南乡镇面貌的多面与复杂。这种由于政治秩序变动所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有着深远影响。

北魏孝庄朝重建政治秩序的尝试下载：30 浏览：223

禅馨《国学研究》 2019年6期

摘要:

本文从文献史料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北魏孝庄朝政治进行一次再探索。通过对孝庄朝改定宗室疏属仕进秩序、尝试恢复庶姓封王和修改北魏大宗等举措的考察,分析孝庄朝政权对北魏旧制与孝文政治的借用与再造,讨论孝庄帝、尔朱荣及其所属政治势力在重建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所处的矛盾立场和各自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以及他们最终如何葬送孝庄朝对北魏政权的再建。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下载：84 浏览：443

敦鹏《国学研究》 2018年1期

摘要: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虽然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性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德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从原真的物品到现实的展示：关于现代博物馆传播秩序的景观幻象下载：59 浏览：397

宋厚鹏《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20年6期

摘要:

"物品"是博物馆展示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它传播文化时所需要的重要媒介。然而，在现代博物馆以秩序对物品进行展示以教育公民和服务国家时，它往往会按照某种标准对"物品"进行重构，即使"物品"向"事物"转化，以构成承载权力话语和现实意义的文化景观来对公众进行启蒙和规训。通过被展示的"物品"，可以发现现代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及其作为文化实践活动和主体身份建构的本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现代博物馆是在借助对物的秩序化展示，以通过经文化调解的文化景观来对公众发起询唤，而公众一旦身处其中，也就意味进入了秩序对物的建构和身心的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法治社会新秩序的责任思维及其体系建构下载：42 浏览：424

宋云博1,2 《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2019年9期

摘要: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存在"零和博弈"与"互害现象"。这与本国优先主义、民粹主义和社会组织或个体的责任意识淡薄、责任思维不强、责任定位不准及责任功能错位等问题紧密关联,因而应系统强化责任思维及其体系建构,明确法学教研的引领责任、立法规则的衡平责任、行政执法的管控服务责任、司法公正裁判责任、企业组织的社会发展责任和公民的社会主体责任等,才能协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法治社会新秩序的建构及其善治。

济慈与拉斐尔前派:游离于社会与美术传统之间下载：63 浏览：405

罗杰鹦《当代艺术》 2019年10期

摘要:

拉斐尔前派深受济慈影响,用其独具一格的诗画风格、想象丰富的文学内涵、个性张扬的美学观念、理想化的政治诉求,积极展现现实主义思想。拉斐尔前派借用济慈的诗歌主题,希望通过图像与文字的联结,寻找自己的艺术声音。诗人和画家用诗画结合的艺术情趣,再现了社会的不稳定性,还原了19世纪初英国的重要文化现象,回应了人们误把济慈视为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浪漫诗人的指摘。

“枫桥经验”与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模式下载：68 浏览：371

李振贤《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9年10期

摘要:

经过多年的发展，"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典范模式。"枫桥经验"始终在基层创造性地建构与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的关系，优化实施中央政策，把复杂的社会需求及个别化的社会行为妥帖地整合到国家总体秩序安排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高度契合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其蕴含的基层治理内在机理在于构建国家权威主导下的多元基层治理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与濡化功能以及培育稳定持续的利益调节与发展动力机制三方面。相应地，"枫桥经验"的创新性实践包括构建多层级党建引领机制、以效能为导向整合行政体制机制、创制内生性社会组织培育机制、以及完善法治化社会矛盾化解体系与便民化公共服务体系等内容。

阴骘思想与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构建——基于哀牢山腹地刊刻《丹桂籍》的文献考查下载：62 浏览：360

熊开万1，2 桂胜3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9年1期

摘要:

《丹桂籍》是一部明清以来流传很广的善书。清末至民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云南哀牢山腹地的南涧、景东、镇沅、新平都先后刊印过此书，涉及的民族有汉、彝、哈尼、傣、拉祜等。以哀牢山腹地新邑聚仙坛重刊《丹桂籍》事件为线索，这一历史过程表明，该书的刊刻是哀牢山腹地各族共谋和平与安宁的历史性活动，其过程蕴含了传统社会从善书到善行再到行善社区的行动逻辑。

戈夫曼与情境社会学:一种研究取向的阐释性论证下载：23 浏览：364

王晴锋《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2018年9期

摘要:

欧文·戈夫曼的社会学将情境视为互动秩序的基本运作单元,情境是自成一体的社会事实,它本身构成分析的对象。情境具有外在性与强制性,共享的情境定义维持着现实的一致性,同时它亦是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框架分析阐明了行动者对日常经验的理解是如何被结构化的,调音和编造表明现实亦是正在进行中的主体间建构。关于戈夫曼的情境观通常存在两种阐释: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前者认为戈夫曼持情境决定论的立场,情境是宏观的、非构成性的;后者认为情境是微观的、生成性的。事实上,戈夫曼并非情境主义者,情境中的个体通过互动生成权宜性的规范和意义阐释,意义和秩序源自促成性约定的承诺或运作共识;同时,经验、认知以及与身份相应的行为模式亦受情境外因素影响。

“一带一路”视野中佛教秩序的建构——从佛教制度与信仰秩序的内在关系谈起下载：51 浏览：407

李向平1，2，3，4，5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2期

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促成当代中国佛教重新面临一个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基于个人化的、碎片化的信仰方式，建构中国佛教信仰模式的社会化形式，以社会化的信仰团体支撑当代传统佛教的共同体建设，以建构"人间佛教"的社会文化秩序。这一文化秩序的构成，既是文化建设，同时也是基于人间佛教信仰的社会建设以及对全球化视野中秩序重建的贡献。

诉讼时效根据的逻辑体系下载：62 浏览：388

霍海红《法学学报》 2020年10期

摘要:

我国理论界将诉讼时效根据总体上归于督促权利人、维护秩序、保护义务人三个平行方面，这种列举式描述虽然全面，但存在两个困境，一是无法说明各根据间的逻辑关系，二是无法统一解释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则及其实践。因此，对诉讼时效根据作"中心—外围"式的逻辑重构势在必行。以保护义务人为中心构建诉讼时效根据体系，既可有效解释义务人得利的直接后果和抗辩权发生的理论学说，又可解释禁止法官依职权援用时效、时效中止和中断、诚信原则排除时效适用等基本规则，这些都是以督促权利人或维护秩序为中心无法予以直接解释或圆满解释的。在诉讼时效根据的层次化新体系中，保护义务人是中心或原点，督促权利人和维护秩序是外围或延伸。

生产与秩序:关于“十七年”电影的“社会主义城市”想象下载：53 浏览：402

颜汇成《当代艺术》 2018年5期

摘要: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具体规约下,"十七年"电影首先在总体文化格局中压制与弱化了城市叙事话语,然后又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归依,通过否定性批判和肯定性想象的叙事策略,构建了以生产性话语为具体内容,以公共秩序为基本表征的"社会主义城市"新景观。"十七年"电影的城市叙事话语属于现代性话语之一种——只是这一城市现代性表述服务于自上而下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构想。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重要问题下载：68 浏览：366

姜涛1，2，3 《法学学报》 2020年6期

摘要:

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需要建构特别的涉疫情犯罪教义学，这是一个融贯政策把握、刑法法理、解释方法等的综合存在，产生一些重要命题。司法解释对涉疫情犯罪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面向的体现，亦对刑法解释提出了新要求。把"疫情防控秩序"作为新生法益，可以为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提供法理基础，亦对涉疫情犯罪之定罪与量刑的解释形成内在制约，需要在入罪与出罪、重罪与轻罪、重刑与轻刑的选择上灵活运用目的论解释，充分发挥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创新研究群体合作网络的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科学共同体视阈下优秀创新群体案例分析下载：20 浏览：202

高杰丁云龙郑作龙《当代管理》 2018年6期

摘要:

创新研究群体在运行中部分团队存在"结构失范"与"合作低效"的问题。理解与解决此类问题的出发点是,打开创新研究群体合作网络的"黑箱",从静态结构层面与动态演化层面揭示其演化的过程与机理。基于自发秩序下科学共同体视阈,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团队——创新研究群体的合作网络视作一类特殊的变化的科学共同体,将其演化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首先是"无形学院"阶段——经过"立项转折点"后进入"科研创新项目团队"阶段——经过"变异转折点"后跃迁进入"混合型学术共同体"阶段;创新研究群体由具备合作基础的松散自发学术群体,转化为正规的边界明晰的项目团队,最后以群体为基础深化与扩展成"混合型学术共同体",经历了一个"模糊——明晰——扩展"的合作网络演化过程;结合团队生命周期等组织管理理论,通过对创新研究群体网络演化机理的分析,以及某优秀创新群体的探索性案例分析,初步打开其合作与发展的"黑箱",从组织形态演化角度拆解其重要节点与阶段划分,对于创新群体的问题解决与发展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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