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为推动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智能化支持，网格社区的精细化管理便捷了法律的普及和基层矛盾的解决，网格管理员在网格中的作用将逐步代替简单的社区治理而成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关键，逐级上报的调解层级有利于不同矛盾得以解决。但由于调解人员水平的参差和智能化设备的限制，网格化的调解仍存在一定问题。通过提高智能化设备的联动、对典型案例的交流学习以及推行调查官制度，便于进一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在社会体育活动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时，如何有效划分法律责任，使失职者承担相应责任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对于甘肃马拉松事件，根据体育合同，可以要求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与违反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该条款也能成为受害人的请求权基础，只是在适用该条款时，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更清晰的探讨。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活动参与者法益体系的中心，只有完善相关的法律问题才能在保护参与者与发挥活动效益之间保持平衡。

以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为例，基于当地乡村旅游扶贫现状的实地调研, 挖掘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以及黎苗特色文化等优势，进一步梳理乡村旅游扶贫过程中的困境,从旅游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协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链与价值链延伸、特色旅游资源转化与创意商品开发、农旅和文旅相互融合等方面创新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推动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渔业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课题，振兴渔业不仅要养护资源，还要注重对渔民权益的保障。为了避免“公地悲剧”，我国实行了捕捞限额制度，但相关法律仍存在立法缺失、内容模糊的问题，导致捕捞限额分配不均，管理无序。在有限资源的刺激和非排他性权利的诱惑下，人们开始竞争性捕捞，罔顾了限额分配公平公正的原则，夺取了竞争力不强的渔民的捕捞机会，造成分配严重失衡、渔民权益受损的后果。对此，可以借鉴美国捕捞份额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细化条款，完善规定，分解总体目标，加强资源监测，明确渔业社区主体地位，在法律中增设个人捕捞份额转让权，将获得份额的权利与养护资源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科学分区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