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强调“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并出台了有关司法解释以及指导性规范文件，旨在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助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其中，府院联动机制目前如火如荼开展，但实践中尚处探索阶段，且存在参与不当的异化风险，同时，各界对法院尤其是行政争议案件中行政审判力量在府院联动机制中的功能定位认识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府院联动机制的内涵与功能定位为契机展开，检视该机制下行政审判力量的路径与困境，以期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力量在府院联动机制乃至诉源治理机制实践中的良好法治运行提供重要参考。

“刑法是一部惩罚犯罪、保护人权的法律”，陈兴良教授所著的《刑法的启蒙》一书对历史上十位著名刑法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刑法思想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发现边沁的刑法思想与前人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边沁在继承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创新之处，因此笔者将聚焦于边沁对贝卡里亚刑罚观的继承与发展这一问题，通过二位学者思想的理论基础、刑罚的定性、刑罚的目的以及刑罚的适用原则这四个方面，探究贝卡里亚与边沁二位学者的刑罚观的联系。

面对如今“工作996”的时代，劳动者加班变成一个越来越趋近于常态化的局面。通过上年度劳动者加班时间数据的调查，从社会因素、用人单位因素及劳动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析造成加班常态化的成因。研究劳动者休息权的法理基础，通过对比域外及域内法律对劳动者休息权的保护规定。对于目前我国劳动者休息权保护的法律规定方面，还需要从立法层面和具体实施方面做出更加完善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2条应该被废除。通风报信的帮助行为被窝藏、包庇罪所囊括，第362条所规定的特殊主体也可以被窝藏、包庇罪包含在内。第362条的废除意味着卖淫、嫖娼的违法分子不再纳入窝藏、包庇罪的犯罪对象。《刑法》第362条是窝藏、包庇罪的法律拟制，其存在缺乏法律拟制的必要性；与《刑法》第417条不相适应，影响刑法体系的一致性与协调性；颠覆共同犯罪帮助犯刑事责任轻于主犯的底层逻辑。

毒品的泛滥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许多问题。虽然近几十年来，我国严格管控毒品，对毒品采取高压政策，但是毒品犯罪却屡禁不止，我国的禁毒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面对着我国高压的禁毒政策，毒品犯罪分子为了避免被抓，更倾向于和熟人做交易，因此代购毒品便由此而来。但是我国刑法并未对代购毒品行为作出规定，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毒品代购行为的定性以及其中牟利目的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文章从关乎时尚传播的争议入手，以国内最大的电商平台“淘宝”为例，分析“淘宝”与时尚传播的关系，以及电商平台与时尚传播的争议与协同。研究发现，虽然电商平台与时尚传播存在争议，但电商平台通过注入品牌、直播带货、线下时装秀等方式极大促进了时尚的传播；电商平台是时尚更新的加速器也是时尚扩散的助推器，但电商平台天然的商业化逻辑和强烈的消费倾向消磨了时尚的独特性和创新价值，其所带来的盲目跟风和过度消费也给时尚传播带来负面效应。

2022年2月2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愈发完善的互联网平台提高了言论传播效率，但与此同时也给传媒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互联网这一变量的介入使谣言的行为逻辑发生了重要的断裂和转变，2020 年新冠疫情突发后，与疫情相关谣言在网上四散而开，造成公众恐慌，严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政府不得不借助官方媒体、互联网平台等多种手段全天候进行辟谣澄清，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面对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的新态势，传统法律规制措施显得捉襟见肘，如何完善网络谣言的规制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命题。

网络的发展使隔空猥亵行为成为可能，该行为具有隐蔽性、持续性等特征，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从规范的角度明确了隔空猥亵行为的定性，但该规定仍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解释。应当明确的是，《解释》将“隔空猥亵”的对象限制为未成年人以及客观行为限定于“胁迫、诱骗”具有合理性。对索要裸照的行为，只有索要在行为人“诱骗、胁迫”之下拍摄的图片和视频才应入罪，应排除单纯索要被害人自行拍摄的淫秽图片或视频入罪的可能。被害人隐私暴露不是“隔空猥亵”的必要条件。“追求性刺激”不应是认定“隔空猥亵”的目的条件。

2015年《立法法》修订后，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三个方面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但是这三类地方立法事项的法律规定存在概括性和不确定性，在立法实践中产生了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限范围过度泛化解释、地方立法主体权限划分不明、立法质量偏低等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将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经过60年以上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美学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不能当作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在接受1844年经济学哲学原稿的过程中,把美学理论基础深深地根植在了实践基础上。在此背景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除了实践存在一定的相关联外,还要构造出人们不同的行为观点。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的质量至关重要，新时代需要以高质量的集体经济审计确保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以J县集体经济审计模式为例展开分析研究。首先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与模式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次对J县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的现状进行探究，再次分析了J县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其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为J县集体经济审计与其他存在相同问题的行政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的改善提供一些帮助。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高校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多年来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始终未达到预期中的育人效果，而“中国梦”的提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它不仅是个人梦想的“中国表现”，更是中国人对历史与祖先的承诺，基于此，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准确把握“中国梦”的科学内涵，运用合理的教育途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本文就“中国梦”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展开研究和讨论，以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少年强则国强”，一个国家青少年的成长关乎到该国家以及民族的未来，但由于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受到黄色、暴力等腐朽思想地影响，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率急剧增加，对社会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关注青少年犯罪在现阶段尤为重要。社会工作助人自助以及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青少年犯罪矫正的弊端，将社会工作专业应用到青少年犯罪矫正当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顺应人道主义以及行刑社会化的社会发展潮流。

移动互联网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媒介技术的革新，为媒介使用权的普及奠定了技术基础，进而促进了信息制作与传播技术的革新。丰富的信息制作工具和传播渠道使得社会信息的制作变得更加多元立体，社会信息的制作与传播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便捷。在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期间，举国上下自觉居家隔离，但由于互联网世界不受地域空间的桎梏，在物理空间封闭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踊跃在网络世界，在此期间网民通过使用电子设备讲疫情期间的生活见闻记录下来并上传到互联网，这些网民自发性的记实性影像资料丰富了特殊时期网民们的居家文化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涌现出了较为优秀的战疫纪录片。这些记实性信息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战疫期间不同人物的现实生活状态，从不同角度进行切入表现战疫期间人们的真实生活状况更能够在传播过程中拉近镜头内外的距离引发共鸣而受到更多关注，产生了抚慰社会性心理创伤的传播效果。此外，针对疫情现状由媒体组织为主体制作推出的相关医疗题材纪录片，助推网络健康传播，塑造医生的正面形象等[1]，也起到了减少社会割裂、推动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社会传播效果。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或者身份审查义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没有明确说明“相应的责任”究竟指什么责任。本文针对“相应的责任”提出了三点理解。第一点，当平台经营者能够提供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姓名、联系地址、其他有效信息时，承担“补充责任”；第二点，当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姓名、联系地址、其他有效信息时，并且侵权产品为除食品、药品类之外的交易产品时，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第三点，当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姓名、联系地址、其他有效信息时，并且侵权产品是食品、药品类的商品或者服务时，承担“连带责任”。

注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大力倡导开展调查研究，不但身体力行，而且积极培养和提高其他党员干部与一般红军战士开展调查研究的能力，让调查研究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历史的映射下，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呈现出现实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的鲜明特征。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历经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变迁，从空白立法到出台相关的行政法规和法律规范，标志着我国逐步建立起符合国情且与法治化建设相适应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三方共同架构下，该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着强大的保障功能。然而，社会实践经验不足等原因使得该制度存在一些缺憾。因此，必须促进《法律援助法》在实践中积极发挥作用，并佐以相应的配套措施，不断克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刑罚体系注重对惩罚犯罪人，忽略对损害结果的治理，难以适应新时代环境保护需求。将恢复性司法引入生态环境犯罪领域，契合生态环境伦理，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能够弥补单一刑罚体系的不足，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具有逻辑上的正当性。然而，恢复性司法面临着法律缺位，定性不明，造成了司法适用困境。应当通过立法将恢复性司法上升为法定制度，从体系化的角度，明确为《刑法》中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和法定量刑情节，从而保证恢复性司法宽阔的适用空间，为司法实践提供规范指引，满足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

本文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类别划分，回顾国内外宪法宣誓制度的历史，得出我国急切需要建立并完善宪法宣誓制度这个结论。宪法宣誓制度能够激发并强化宪法宣誓主体的使命感，有利于公民尊崇和遵守宪法。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宪法宣誓制度，但实施现状有待优化，存在各种问题亟待解决。后细述了解决方法。

自动驾驶技术的蓬勃发展使之具有自主性，不再是单纯被支配的法律客体。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判定标准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是否具有自我意识、是否具有自由意志。自动驾驶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故可以此三要素为标准，并结合自动化分级综合考虑其法律主体地位——L3级别及以下的自动驾驶技术为弱人工智能体，无法脱离人类算法设计，属于法律客体；L4、L5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属于强人工智能体，能够自主决策和深度学习，但又因为其不具有完全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仅为有限法律主体。